1/01/2006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by季羡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象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毕生奖掖后进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往后几年,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 (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 “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