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从厕所里走出来，忽然有种浮生若梦的感觉，laf,真是好笑。师姐刘畅短信说“我今天在沙尘中横穿三环几次。听你电话中声音不是很昂扬，觉得很悲伤，我们的青春梦想都被生活压得很卑微。我最近开始喜欢beyond的歌。我与你和Kiki说话都让我觉得青春还没找到地方安置就一去不复返了。”忽然觉得青春就像那春脖子短啊，大风呼拉一吹风沙满地一走，转眼就过去了就到夏天了就热了…… 屋子里空气太差，刚才打开窗，一股风吹进来，忽然闻到了久别的味道，夹杂着泥土的香味，或者叫做类似新鲜普洱茶的土腥味；呼的一声，同学推门进来，说： “外面下雨了”。然而第二天早上出去一看，才发现下的是泥水。将近中文的时候忽然飘雪，鹅毛一般，在风中吹啊吹，雪片横着走。 什么也没有，只有永恒的无止境的孤独将心包围隔膜。每个人都躲在自己的城堡中披着厚厚的壳，却满心期待能够叩开这门扇的人。
失眠。 我感到自己的空虚,开始担心。 要找个好天气出去,满世界找。 生活在何处。 看,青春正在流走… 充斥了快餐一样的思想, 这并不是一个让我满心欢喜十足的世界。 (我在大学得到了什么,什么。 我知道如何做人么。 忽然又一次迷茫了,是我太笨罢,路该自己走好。) 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远去,永不会回来； 身体越来越轻,如躯壳般上升,这真让人难过。 我觉得自己正在逐渐死去，这真让人难过。 假如。 假如今晨醒来发现太阳不再升起, 是否会恐慌哀伤于世界的黑暗无边? 一个普通人,一张千篇一律的脸。20060302，1:30-4:07.
by michellejoy@smth.org 2004年2月
你可曾爱着或者爱过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有，那看了这篇文章你一定会很有感触......
献给所有得到过所爱却又失去所爱的人，给从未得到所爱的人，给因为仍旧爱着，于是选择自欺欺人的人。这，是一面镜子，勇敢面对，勇敢放弃，勇敢重新开始。
当他不爱你的时候，无论过去他是否爱过后来却忘了，又或者是否是从未爱过。当你无法成为他心里的那个人的时候，他的心便不会记得你。虽然他知道你深爱他，但他宁可选择装作是不知道。
当他不爱你的时候，请不要在你不开心，或者是遇到麻烦而彷徨的时候去打搅他。他那儿绝对不是你此刻应该的去处。也许他会在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淡淡地安慰你几句，却也仅此而已。也许你会再想要一点什么，于是说：“我们见面吧。”而他肯定心有烦躁了。当他不爱你的时候，你的爱，你的人，就会显得廉价许多。你占了下风，这是人的本性。他会说：“好，不过我现在有点事情。晚点的时候你再给我电话吧。或者我给你电话也可以。”而你这时千万不要当真，他只是找了个不是很高明的理由来搪塞你。请，不要真的去等，不要骗自己。
当他不爱你的时候，请不要与他讲你的琐事，也许此刻，你不过是希望让彼此更熟悉一些。只是，他却无暇更是没有兴趣去了解你，你的生活，你的过去，你的长处短处与他又何干？即使讲了。他也很快会忘记的，就如他忘记你的生日，你的地址，你的电话一样。没有爱，于是你注定挤不进他的生命。即使，你要的哪怕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
当他不爱你的时候，请不要在他的面前流眼泪，不要在生病的时候告诉他。他无法给予你照顾和关心。至多是同情一下，而，请骄傲的你，不要放弃本来属于你的骄傲。虽然太多的人，在爱的面前丢失了太多。连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何来骄傲？只是，要记得，只有爱自己的人，才可以真正的去疼惜你。而不是，旁观的同情。怜悯。
当他不爱你的时候，你的爱便是他的负担。请不要去计算自己的付出，不要希望有什么回报。爱着不爱自己的人，本身便是没有回报的。不要计较对与错。这样会快乐些。要记住，你与他之间的爱，是单方面的，你用心，他无心。所以，也不要怪他。因为也许他也想做好一些。对你不要那样的冷漠。只是，爱一个人，对一个人好。本来就是一种本能。对不起，他没有这样的本能。
当他不爱你的时候，请不要失去自己的自信。因为爱一个人，并非他的优秀，而只是一种感觉。他让你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你爱他。同样，他不爱你，也并非你不优秀。优秀，不是爱的理由。看看还有那么多爱自己的人，淡淡地微笑一下，也是异样甜美的。
当他不爱你的时候，也一定要祝福他。有了爱，便不该有恨。爱是美好的。恨却丑陋。何必让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化作丑恶呢？也不要觉得不公平。关于离去。他失去的是一个爱他的人，而你失去了一个不爱你的人，却得到了一个重新生活，重新去爱的机会。
请不要去想到“永远”。爱没有永远。你此刻深爱，却注定遥远的某一天也不再爱他。他只是比你早一步到达了这一天。当他不爱你的时候，请轻轻拥抱一下回忆里的温暖，轻柔地凝视凋谢的温柔。
当他不再爱你的时候，亲爱的，请你深深呼吸，一生的路上，铺满了爱的花蕾，总有那么一朵属于你，不是安慰你。而是，这是生生世世早已经注定的。
看电影，看书，各种媒介都在看，接受，分析，吸收，让自己变得更聪明，可有时候觉得自己有些迷失了，看了想了太多的东西，但都不是第一手的，刚才朋友推荐看《武林外传》，说那个很哲理，忽然想到，其实真的哲理应该是在自己的生活里，而不是别人的吧。能够安宁地守着自己的心不受到外界的诸多干扰，内心平静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生活，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方式死去，这样的一辈子本身就是能让自己很满意的，也是最真实的哲理了。 写到这里，想起那部我看过不下二十次的Legend of 1900来，原来，让我一直迷恋和欣赏这个电影的原因，除了那么好的音乐以外，也就是上面这些了。 今晚没白熬夜——我是指刚刚这十几分钟:)
——[韩]金素月 如果你已如此厌我 想离我而去， 我会静静地让你离去，默默无言 在宁边的药山 我会采一大把金达莱 铺在你的路上。 离开的脚步 要轻轻地踩 你脚下的鲜花。 如果你已如此厌我 想离我而去， 我会死去，但没有眼泪。
如果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
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的厨房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象没洗干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的锅子不再雪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亲的花草树木已渐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衣柜经常沾满灰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煮的菜太咸太难吃；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关瓦斯；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不再是习惯时，就像他们不再想要天天洗澡时；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吃青脆的蔬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爱吃煮得烂烂的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在吃饭时间他们老是咳个不停，千万别误以为他们感冒或着凉；
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他们不再爱出门……
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要告诉你，你要警觉父母真的已经老了，器官已经退化到需要别人照料了。
如果你不能照料，请你替他们找人照料，并请你请你千万千万要常常探望，不要让他们觉得被遗弃了。
每个人都会老，父母比我们先老，我们要用角色互换的心情去照料他，才会有耐心、才不会有怨言，当父母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为人子女要警觉，他们可能会大小便失禁、可能会很多事都做不好，如果房间有异味，可能他们自己也闻不到，请不要嫌他脏或嫌他臭，为人子女的只能帮他清理，并请维持他们的“自尊心”。
当他们不再爱洗澡时，请抽空定期帮他们洗身体，因为纵使他们自己洗也可能洗不干净。当我们在享受食物的时候，请替他们准备一份大小适当、容易咀嚼的一小碗，因为他们不爱吃可能是牙齿咬不动了。
从我们出生开始，喂奶换尿布、生病的不眠不休照料、教我们生活基本能力、供给读书、吃玩乐和补习，关心和行动永远都不停歇。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动不了了，角色互换不也是应该的吗？
为人子女者要切记，看父母就是看自己的未来，孝顺要及时。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象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毕生奖掖后进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往后几年，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 （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 “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 好久没有写信了，闲聊一次吧，今天说说买书的事。那天在书店买了一本北岛的《时间的玫瑰》（Rose of Time），算是比较中意的了，当时周围嘈杂空气也不是很好，我就没有怎么注意，今天拿出来读的时候才发觉这本书的气味不大好——有一股怪怪的浓烈的火药气味，很不舒服。我私下里觉得买书还是有很多学问的，这些年来多少有一些体会了。于是想写写自己买书的一些癖好，或者叫做讲究吧，不说书的内容，只谈外在。 先说装祯。 装祯朴实无华的书比如俞平伯先生的那本《唐宋词选释》，封皮黄绿，几个毛笔字，一个“俞平伯”，让人觉得看到了这书就好象看到一位穿灰色长衫的朴素的老先生，让人愿意看下去；装祯好看的书也有，比如人民文学版的《红楼梦》，封面和封底的图画都很好看，加上红色布纹的底子，漂亮的“红楼梦”三个字，看上去就让人喜欢。所以要看上去顺眼的，可以平实无华，也可以五彩绚烂，但绝对不能俗艳，不要是市面上很多畅销书一样的一副讨好读者的嘴脸，让人想起“庸脂俗粉”一词来。 还有，就是我喜欢书里面那种油墨和好纸的清香，不要掺杂别的味道，比如今天这本的火药味……让人看着有些难忍。 再说装订。 早期古籍都是线装的，纸张用上好宣纸，可以保存多年不变脆变质，这样的线装书拿起来比较轻，翻阅起来很舒服，家里一套文盛堂石印的线装《三国志》，至今就依然完好，应该有百余岁了吧。但现在除了珍贵古籍以外很少有人再用线装了，即使偶尔看到，也是用了普通的劣质印刷纸张随便拿线穿起来的，与正经线装书的质量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简体和外文的书籍装订方法通常有三种。 第一种是最老式的骑缝线装，装订工艺比较复杂，但也最结实，只要用的纸张不差劲，即使看下去多少年，顶多是书变得松散一些（我恰恰觉得这样的书翻起来最舒适），决不会掉页，倘若纸张不是很好有些脆，那么在装订线裸露的位置要小心些，那里的书页可能会被线勒开脱落。早些年的书常常用这种装订方法，很厚的工具书也要用线装——这样装订起来的书在打开中间页面的时候不用一边费很大的力气掰开看里面的字一边还要担心用力太大了书脊会碎掉。 第二种是前些年用得很多的用金属书钉钉起来，然后粘上封皮，相比线装，方法简单的多。这样的装订很结实，缺点是书的封皮如果比较硬，容易从书体撕落；如果书比较，打开的时候看中间页面的内容可能会有困难；如果放在潮湿的环境保存，时间久了书钉会生锈甚至变质，污染书本，或者导致书体散架。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课本，就是这样装订的，几年前打开看的时候，都已经不成样子了。 第三种方式是近些年开始流行的胶订本，先把书脊切割平齐，然后用热熔性质的胶在高温的时候与之结合，冷却后硬化，把这些页的纸张粘合在一起，然后粘贴封面。此原理和常用的整本信笺的装订方法类似，只不过用的粘胶不一样。个人认为这种装订方法简直是百无一是：结实程度不够，我近些年来买到的很多书都是这样装订的，经常会出现整摞的纸张脱落，而且掉下来以后书脊的厚度还不变，你根本察觉不出来；书如果厚一些，翻看中间页面的文字时就要用力去掰着看，简直是 struggle，而且还不敢太用力，担心用力太大会导致粘胶断裂，那时候这本书就一分为二了。据说胶订技术本来还是不错的，但粘胶厚度、浸入纸张的程度很难把握，目前看到的书不是太少导致掉页，就是太多了渗透到书里面导致翻看不便，总而言之，从现在的情形看，胶订实在让人没有信心。 最后说页面布局吧。 我讨厌那种所谓的配图还要讲学术的书籍，多数是没必要的，只不过是要炫一炫。版面要漂亮，其实并不难，首先是页边距，上留天，下留地，天比地大一些；然后是字大小和行距，不要太字大行稀，也不要太局促，一般来说，一到一点五倍行距可以接受，段落前后还要有一些额外的间距，每行的字数大概在三十左右个，不要太多或太少；再然后是页眉页脚，不用太炫了，但要能为读者提供实在的参照，比如当前章节、作者，页数自不必提。页面字体方面，我倒是不相信《一份不太简短的LATEX2e介绍》里面所说的“你在文章中使用的字体越多，文章看起来就越美观”，排版不是字体秀，使用太多的不必要的字体会让人觉得缭乱繁杂，如果做不到字体多却不让读者觉得繁琐，那就不如老老实实的使用常见的几种字体，适当地设置字号和加粗、下划线等效果，也照样可以做得很美观醒目。 说到最后，其实我买过的书并不多，除了自己喜欢买的一些杂书，还有就是一些学术书籍和杂志。但我这个人太麻烦，真的觉得买本书就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不是很在乎这本书是否很华丽，主要的是它的内容要好，此外一定要是一板一眼认认真真设计、排版、装订并装帧起来的——不得不买的铺天盖地的教材和辅导资料不在此列。见笑了。 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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